东西问丨赵凤彩：俄罗斯人姓名有何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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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赵凤彩：俄罗斯人姓名有何讲究？
中新社北京5月17日电 题：俄罗斯人姓名有何讲究？
作者 赵凤彩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一提起俄罗斯人的姓名，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诸如诺夫、斯基、波娃这样的名字，实际上它们只是俄罗斯人的姓。俄罗斯人的人名系统，除了姓之外，还有名和父称，即“名+父称+姓”。此外，还有大名、小名、爱称和昵称之分。这么多称谓不免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俄罗斯人的姓名构成
以俄罗斯著名诗人、俄罗斯联邦国歌的作词者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为例，谢尔盖是名，也叫大名，弗拉基米罗维奇是父称，米哈尔科夫是姓。在正式文件、证件、结婚登记、会议、报告以及正式场合相互介绍时，通常使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即“名+父称+姓”的全称形式，文书中更加正式的称谓顺序还可能是“姓+名+父称”。而在日常交往中，为表尊敬，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陌生人之间以及正式场合，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名+父称”。在非正式场合、家人朋友之间，则单独使用名字，或使用诸如谢廖沙、谢尔古沙等爱称和昵称。
口语中姓还可以和职务、军衔等词连用，如萨多夫尼奇校长、彼得罗夫上校等。总之，称呼俄罗斯人时，要注意区分名字、父称和姓，还要分清使用的场合、时间、对象，特别要注意性别和年龄，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2024年5月9日，观众怀抱儿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观看红场阅兵式。田冰 摄
姓名文化的起源
姓名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记录并承载着一个民族兴替荣衰的文明轨迹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各国各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有共性之处，但基于不同的社会生活、自然环境、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人名系统也呈现出迥异的文化图景。
中国人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从姓名产生的时间看，汉民族是姓氏的产生在先，名字在后。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与自然抗争选择了群居，汉民族形成了集体意识，因此区别群体的姓便最先产生。
《说文解字》中记载：“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可见，“姓”是一个会意字，其产生可追溯至母系社会，初始的社会功能是用来“明血缘”“别婚姻”；“氏”则起于父系社会，初始的社会功能是用来“别贵贱”。直至东周之后，姓氏合一，遂逐步形成了汉民族姓氏体系的基本模式并沿用至今。
与中国汉民族姓名形成顺序不同，俄罗斯人姓名三元素中最早形成的是名字，随后是父称，最后才有姓氏。古罗斯人散居在广阔的东欧平原和南欧草原地带，追求个性的独立，家族意识较弱，因此用以区别个体人的名字早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便已产生。
父称是俄罗斯人姓名系统的特有形式，用来强调家族、父业子承等关系，即“某人的子女”，同时也是为了区别同名现象。对父称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10世纪中叶，作为专门词汇到17世纪才出现，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时期方得以通用。
彼得大帝雕像。初征 摄
俄罗斯人的姓，直到14至15世纪才出现。彼时，王公贵族为确保对世袭领地的永久占有，萌生了以姓氏代表整个家族利益的愿望。因此，古老的俄罗斯姓氏，象征着上层社会的特权，而且有很多为领地名，如舒伊斯基、秋明斯基等，颇具辨识度。17至19世纪初，城市商贾阶层和教士僧侣等神职人员相继获得姓氏权，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直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及十月革命之后才逐渐拥有姓氏。
俄罗斯人重“名”轻“姓”
姓名产生的先后，使汉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对待姓氏和名字时，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汉民族珍视家族繁衍和姓氏承袭，集体意识、宗法观念和家庭观念较强，较重姓而轻名，将姓放在前，名放在后，以此辨别血缘，维系宗族。至今，中国人初次见面也是先问句“您贵姓”。
由于以姓氏为尊，古代国君或皇帝的姓被称为国姓，对臣子的最大奖赏就是赐予国姓，如周代王室的姓为姬，受周王赏赐的各诸侯至高可与周天子同姓；唐朝皇帝姓李，唐朝人以受赐李姓为家族的至高荣耀。
相比之下，俄罗斯人更重名而轻姓，将名字放在前，姓放在最后，以凸显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姓的使用频率大大低于“名”和“名+父称”的形式。陌生人见面不问姓氏，而是先问“您叫什么名字”。
基于此，俄罗斯人姓氏的获得也更加随意，由古代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竟占姓氏总量的四分之三，达三万之多。在有名无姓时期，对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以“名+父称+绰号”相称，如“伊万·米季特之子·矮子”(按现行俄汉翻译规范，中文译为“米季特之子·矮子伊万”)。父称在解决“谁家人”问题的基础上慢慢演化为姓氏，也确定了俄罗斯人最常用的十大姓氏几乎都源自父称，如伊万诺夫、库兹涅佐夫、波波夫、瓦西里耶夫等。
相比父称加绰号的复杂形式，古罗斯人更常使用名字加绰号，或直接用绰号，如莫斯科公国的奠基人被称为“尤里·长臂的”(中译为“长臂尤里”)，第一个伊万大公被称为“伊万·钱袋子”(中译为“钱袋子伊万”)。普通百姓则人人有绰号，由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五花八门：如莫斯科大学创始人罗蒙诺索夫的姓氏来自“鼻子受伤的人”，作家普希金这一姓氏源于其祖先如“大炮”一样率真刚烈的性格。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普希金夫妇青铜雕像。田冰 摄
农奴解放后，普通人获得姓氏的方式延续了这种随意性。如获得自由的农奴直接登记为原农奴主的姓，使整村人使用同一个姓的现象比比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没有姓的士兵进行登记，或根据外貌授其姓氏，或将军事术语作为姓氏，因此这一时期出现很多斯米尔诺夫(意为“立正”)、诺维科夫(意为“新兵”)、卡拉乌洛夫(意为“哨兵”)的姓氏，还出现了大量同一天、同一时期入伍的新兵被授予同一姓氏的情况。十月革命后，由于连年战事，出现了大量孤儿，保育院索性以别济缅斯基(意为“无名字的人”)、别斯法米利内(意为“无姓的人”)为姓。
汉俄姓名系统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基于以姓氏为尊的传统，汉民族姓氏发展虽受一定局限，取名却有了更多自由空间。受儒家尊古敬祖传统及伦理文化的影响，汉民族取名时有一些忌讳，如国君、皇帝的名字中包括的字和音需避讳，先祖的名字也要避讳。除此之外，汉民族取名方式不拘一格，主要讲求字的含义，诗词、成语、典故、希冀、姓氏等都可成为取名的因素，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数量上也大大多于姓氏。
与姓氏的随意性相比，俄罗斯民族对待取名字这件事严肃多了，且充满了仪式感。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民族千余年来受到的宗教文化影响。988年，古罗斯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后又称东正教。按照教规，婴儿出生后要到教堂接受洗礼，依据教会历书上当月所列圣徒的名字赐予婴儿教名，这些名字大都由罗马、拉丁和东方教会的名字演变而来，如亚历山大、格奥尔吉、阿列克谢、叶卡捷琳娜、安娜等均由教名沿袭而来。教名的取名方式也影响了姓氏，俄罗斯人姓氏中的很多也由教名演变而来，据统计，迄今已达一万多个。由此可见，对于有着一亿多人口的俄罗斯民族，在有四万多个姓氏可选的情况下，重姓远远少于重名。
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心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初征 摄
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学者收集到的姓氏约有一万个，但常用姓氏只有500个左右，汉民族同姓不同名的情况更加普遍。
汉俄不同的姓名系统，折射出两国世界观、价值观、民俗、信仰和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正如俄罗斯姓氏学家M·B·郭尔巴涅夫斯基所言：“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条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了解俄罗斯人名系统的使用和适用，认识中俄两国姓名系统的深层文化内涵与差异，对于消除和减少跨文化交际中不必要的误会，增进两国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完)
作者简介：
赵凤彩，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俄语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外译、俄汉互译。出版学术专著《传统与创新——俄罗斯基础教育德育改革探微》，译著四部，主编教材一部，在《俄罗斯研究》《俄罗斯特维尔大学学报》等国内外学术核心期刊发表文章30余篇。
中新社北京5月17日电 题：俄罗斯人姓名有何讲究？
作者 赵凤彩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一提起俄罗斯人的姓名，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诸如诺夫、斯基、波娃这样的名字，实际上它们只是俄罗斯人的姓。俄罗斯人的人名系统，除了姓之外，还有名和父称，即“名+父称+姓”。此外，还有大名、小名、爱称和昵称之分。这么多称谓不免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俄罗斯人的姓名构成
以俄罗斯著名诗人、俄罗斯联邦国歌的作词者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为例，谢尔盖是名，也叫大名，弗拉基米罗维奇是父称，米哈尔科夫是姓。在正式文件、证件、结婚登记、会议、报告以及正式场合相互介绍时，通常使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即“名+父称+姓”的全称形式，文书中更加正式的称谓顺序还可能是“姓+名+父称”。而在日常交往中，为表尊敬，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下级对上级、陌生人之间以及正式场合，用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名+父称”。在非正式场合、家人朋友之间，则单独使用名字，或使用诸如谢廖沙、谢尔古沙等爱称和昵称。
口语中姓还可以和职务、军衔等词连用，如萨多夫尼奇校长、彼得罗夫上校等。总之，称呼俄罗斯人时，要注意区分名字、父称和姓，还要分清使用的场合、时间、对象，特别要注意性别和年龄，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2024年5月9日，观众怀抱儿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观看红场阅兵式。田冰 摄
姓名文化的起源
姓名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记录并承载着一个民族兴替荣衰的文明轨迹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各国各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有共性之处，但基于不同的社会生活、自然环境、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人名系统也呈现出迥异的文化图景。
中国人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从姓名产生的时间看，汉民族是姓氏的产生在先，名字在后。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与自然抗争选择了群居，汉民族形成了集体意识，因此区别群体的姓便最先产生。
《说文解字》中记载：“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可见，“姓”是一个会意字，其产生可追溯至母系社会，初始的社会功能是用来“明血缘”“别婚姻”；“氏”则起于父系社会，初始的社会功能是用来“别贵贱”。直至东周之后，姓氏合一，遂逐步形成了汉民族姓氏体系的基本模式并沿用至今。
与中国汉民族姓名形成顺序不同，俄罗斯人姓名三元素中最早形成的是名字，随后是父称，最后才有姓氏。古罗斯人散居在广阔的东欧平原和南欧草原地带，追求个性的独立，家族意识较弱，因此用以区别个体人的名字早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便已产生。
父称是俄罗斯人姓名系统的特有形式，用来强调家族、父业子承等关系，即“某人的子女”，同时也是为了区别同名现象。对父称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10世纪中叶，作为专门词汇到17世纪才出现，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时期方得以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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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的姓，直到14至15世纪才出现。彼时，王公贵族为确保对世袭领地的永久占有，萌生了以姓氏代表整个家族利益的愿望。因此，古老的俄罗斯姓氏，象征着上层社会的特权，而且有很多为领地名，如舒伊斯基、秋明斯基等，颇具辨识度。17至19世纪初，城市商贾阶层和教士僧侣等神职人员相继获得姓氏权，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直到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及十月革命之后才逐渐拥有姓氏。
俄罗斯人重“名”轻“姓”
姓名产生的先后，使汉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对待姓氏和名字时，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汉民族珍视家族繁衍和姓氏承袭，集体意识、宗法观念和家庭观念较强，较重姓而轻名，将姓放在前，名放在后，以此辨别血缘，维系宗族。至今，中国人初次见面也是先问句“您贵姓”。
由于以姓氏为尊，古代国君或皇帝的姓被称为国姓，对臣子的最大奖赏就是赐予国姓，如周代王室的姓为姬，受周王赏赐的各诸侯至高可与周天子同姓；唐朝皇帝姓李，唐朝人以受赐李姓为家族的至高荣耀。
相比之下，俄罗斯人更重名而轻姓，将名字放在前，姓放在最后，以凸显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姓的使用频率大大低于“名”和“名+父称”的形式。陌生人见面不问姓氏，而是先问“您叫什么名字”。
基于此，俄罗斯人姓氏的获得也更加随意，由古代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竟占姓氏总量的四分之三，达三万之多。在有名无姓时期，对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以“名+父称+绰号”相称，如“伊万·米季特之子·矮子”(按现行俄汉翻译规范，中文译为“米季特之子·矮子伊万”)。父称在解决“谁家人”问题的基础上慢慢演化为姓氏，也确定了俄罗斯人最常用的十大姓氏几乎都源自父称，如伊万诺夫、库兹涅佐夫、波波夫、瓦西里耶夫等。
相比父称加绰号的复杂形式，古罗斯人更常使用名字加绰号，或直接用绰号，如莫斯科公国的奠基人被称为“尤里·长臂的”(中译为“长臂尤里”)，第一个伊万大公被称为“伊万·钱袋子”(中译为“钱袋子伊万”)。普通百姓则人人有绰号，由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五花八门：如莫斯科大学创始人罗蒙诺索夫的姓氏来自“鼻子受伤的人”，作家普希金这一姓氏源于其祖先如“大炮”一样率真刚烈的性格。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上的普希金夫妇青铜雕像。田冰 摄
农奴解放后，普通人获得姓氏的方式延续了这种随意性。如获得自由的农奴直接登记为原农奴主的姓，使整村人使用同一个姓的现象比比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没有姓的士兵进行登记，或根据外貌授其姓氏，或将军事术语作为姓氏，因此这一时期出现很多斯米尔诺夫(意为“立正”)、诺维科夫(意为“新兵”)、卡拉乌洛夫(意为“哨兵”)的姓氏，还出现了大量同一天、同一时期入伍的新兵被授予同一姓氏的情况。十月革命后，由于连年战事，出现了大量孤儿，保育院索性以别济缅斯基(意为“无名字的人”)、别斯法米利内(意为“无姓的人”)为姓。
汉俄姓名系统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基于以姓氏为尊的传统，汉民族姓氏发展虽受一定局限，取名却有了更多自由空间。受儒家尊古敬祖传统及伦理文化的影响，汉民族取名时有一些忌讳，如国君、皇帝的名字中包括的字和音需避讳，先祖的名字也要避讳。除此之外，汉民族取名方式不拘一格，主要讲求字的含义，诗词、成语、典故、希冀、姓氏等都可成为取名的因素，因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数量上也大大多于姓氏。
与姓氏的随意性相比，俄罗斯民族对待取名字这件事严肃多了，且充满了仪式感。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民族千余年来受到的宗教文化影响。988年，古罗斯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后又称东正教。按照教规，婴儿出生后要到教堂接受洗礼，依据教会历书上当月所列圣徒的名字赐予婴儿教名，这些名字大都由罗马、拉丁和东方教会的名字演变而来，如亚历山大、格奥尔吉、阿列克谢、叶卡捷琳娜、安娜等均由教名沿袭而来。教名的取名方式也影响了姓氏，俄罗斯人姓氏中的很多也由教名演变而来，据统计，迄今已达一万多个。由此可见，对于有着一亿多人口的俄罗斯民族，在有四万多个姓氏可选的情况下，重姓远远少于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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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俄不同的姓名系统，折射出两国世界观、价值观、民俗、信仰和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正如俄罗斯姓氏学家M·B·郭尔巴涅夫斯基所言：“每一个姓氏都是一条历史文献，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了解俄罗斯人名系统的使用和适用，认识中俄两国姓名系统的深层文化内涵与差异，对于消除和减少跨文化交际中不必要的误会，增进两国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完)
作者简介：
赵凤彩，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俄语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外译、俄汉互译。出版学术专著《传统与创新——俄罗斯基础教育德育改革探微》，译著四部，主编教材一部，在《俄罗斯研究》《俄罗斯特维尔大学学报》等国内外学术核心期刊发表文章30余篇。